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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中日建交时的日本首相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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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点,如果能把各个时代简单介绍一下更好,谢谢
要详细的,日本时代不是还有弥生时代、古坟时代 等的吗,其中幕府时代又是?详细点,如果能把各个时代简单介绍一下更好,谢谢
日本从开国到现在经历了那些时代? , 详细一点 ...

日本的昭和时期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 1926年,裕仁登基,年号“昭和”,即昭和天皇(1926-1945)。

日本从开国到现在经历了那些时代?: 太多太细 说不清楚的,建议你看《一口气读完日本》,百度文库有。

日本历史是怎样发展的:   日本列岛上

  日本风光欣赏(19张)在4世纪后才出现国家,之前只有部落,日本列岛原来并不叫日本。在古代日本神话中,日本人称其为“八大洲”、“八大岛国”等。据《汉书》、《后汉书》记载,中国古代称日本为“倭”或“倭国”。公元五世纪,日本统一后,国名定为大和。因为古代日本人崇尚太阳神,所以将太阳视为该国的图腾。
  “日本”一称迟至公元7世纪末才在中国出现。《旧唐书》记载日本人由于不喜欢“倭国”的名称,因此将国家的名字改作“日本”。而在公元8世纪的《史记正义》中又有另一说法,指武则天命令日本将国名改作“日本”。
  直到七世纪后半叶,日本遣唐使将其国名改为日本,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其后沿用,成为日本的正式国名。《新唐书·日本传》中有记载:咸亨元年(670年),倭国遣使入唐,此时倭国已“稍习夏言,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因近日出,以为名。” 此外,在汉语中,“扶桑”、“东瀛”也是日本国名的别称。
  依照字面的意思就是“太阳之处”,即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因此日本有时也被称为日之国。
  部落史
  约公元2世纪,日本各地有100多个部落(其中有的与东汉建立了关

  日本风光集萃(20张)系)。
  到了公元4世纪,在关西地方建立了比较大的国家,据说最终将它们统一起来的是当今天皇族的祖先。当时,日本国范围仅包括本州西部、九州北部及四国。
  经过一千多年,日本列岛上在4世纪后才出现比较统一的国家,所以很难对日本国诞生的确实年代作出准确的判定。据日本传说《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国并即位,圣德太子以推古九年(601年)为起点再往上推第21轮的辛酉年为日本建国之年。规定该年的阴历一月一日为神武天皇登极之日(阳历为2月21日)。按照这种推算法,公元1990年是皇纪2649年。结果把皇统向前多推算了大约一千年。在这一千年的空白中人为地安插了10位虚构的天皇。圣德太子按照这种逻辑编修了日本史。后人便加以延用至今。
  时代史
  飞鸟时代
  飞鸟时代,约始于公元600年,止于迁都平城京的710年,上承古坟时代,下启奈良时代。此期以政治中心为奈良县的飞鸟地方(即当时的藤原京)而得名,较为重大的事件有圣德太子改革、大化改新等。
  7世纪,圣德太子致力于政治革新,并以“大化革新”为契机,着手建立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个做法仿效了隋、唐,而且此时更加积极地摄取大陆文化。至9世纪末期先后共派出10多次遣隋使和遣唐使。
  6世纪初,武烈天皇去世后,缺乏皇位继承人,大伴金村从越前迎来男大迹王继承皇位,他就是继体天皇。当时,在朝鲜半岛,新罗、高句丽的势力扩张,威胁百济,并使日本在朝鲜南部任那发展势力的半岛经营策略陷于窘境,另一方面,导致大批大陆移民的流入。 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6世纪初,在朝廷中握有实权的大伴氏曾因主张把任那四县割让给百济而受到攻击,从而失去政治势力,物部氏和苏我氏取而代之。
  587年,用明天皇(585—587在位)死后,以皇位继承问题为契机,苏我稻目之子苏我马子和物部尾舆之子物部守屋之间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马子讨灭守屋取得胜利,物部氏灭亡。打败物部氏之后,苏我马子立泊漱部皇子为天皇,即崇峻天皇(587—592在位)。后来世人因厩户皇子聪慧,治政英明,称其为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系用明天皇嫡子,《日本书纪》称他“生而能言,及壮有圣智,一闻十人诉,以勿失能辩”,具有能吏的素质。他师从高丽僧惠慈学佛教、百济博士觉哿习儒学,自幼受到大陆思想文化的熏陶。
  奈良时代
  [1]公元710年,日本定都平城京(现在的奈良市以及近郊),迎来了律令国家的兴盛时期。但是,此时农民贫困、游民增加,由于庄园扩大而导致公地公民制的实质上的崩溃等,矛盾开始暴露出来。
  这个时期由于国家极力保护佛教,因此,佛教文化,特别是佛教美术开始繁荣起来。如7世纪初期开创日本佛教文化的飞鸟文化;7世纪后期独具一格的白凤文化;8世纪中叶在唐代鼎盛期文化的影响下以写实手法体现人类丰富情感的天平文化等等。
  与佛教美术相媲美,这个时期文化方面的金字塔是《万叶集》。《万叶集》收集了8世纪中叶前约400年间,下至庶民上至天皇所作的大约4500首和歌,如实反映了古代日本人的朴素的生活情感。此外,现在还保存着的日本最古老的历史书籍《古事记》(712年)最古敕撰历史书《日本书纪》(720年)、最古的汉诗集《怀风藻》(751年)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文化遗产。
  平安时代
  8世纪末,日本将都城移至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市),试图重建律令体制。但由于公地公民制的崩溃,国家陷入了财政困难。894年派出最后一批遣唐使后便告终止,就此不在大量摄取大陆文化。
  平安时代以中国文化为特色。9世纪时受唐朝影响,密教和汉学方面的弘仁、贞观文化还十分繁荣。但是10世纪后与大陆的直接交流断绝后,便产生了日本独特的贵族文化。其代表有第一部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10世纪初)、世界上最古老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11世纪初)、随笔《枕草子》(公元1000年前后)等等一批文艺作品。
  幕府时代
  1192—1852年
  在12世纪,日本形成了称霸关西的平氏和称霸关东的源氏两大势力集团。1167年,平氏集团首领平清盛任太政大臣,从此武士开始掌握实权。源氏和平氏两大集团在1180年与1185年爆发两次战乱。此后,各武士集团之间争斗不断,先后出现了镰仓幕府、室町幕府(又称足利幕府)和江户幕府(又称德川幕府)统治的时代。期间日本爆发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并多次对外征战,使得这一时期的日本政治混乱内忧外患频发。
  明治维新
  1852—1912年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舰队进入江户湾(今东京湾)岸的浦贺,要求与德川幕府谈判,史称“黑船事件”。许多日本人在黑船叩关后觉醒,力图推翻幕府统治,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明治维新就是在日本19世纪进行的一次政治革命,他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大改革,促进了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到20世纪初,明治维新的目标基本上已经完成,日本成为了亚洲强国,东方唯一的帝国主义列强。
  大正、昭和时代
  1912年7月30日—1989年1月7日
  大正天皇被称为“不幸的大正”。大正天皇在位15年,为脑病所困,最后被迫让权疗养,由裕仁亲王摄政。 日本的裕仁亲王1926年,裕仁登基,年号“昭和”,即昭和天皇。昭和时代前20年,对于中国、朝鲜、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人民来说,是黑暗的20年。这时的日本政府致力于侵略扩张。1931年(昭和6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昭和12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昭和16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时期,不仅给中国、朝鲜、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痛苦的困难。这是日本历史以及中日关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1945年(昭和20年)8月15日,日军投降。美军单独占领日本,改日本专制天皇制为君主立宪制,天皇作为日本的象征被保留下来,美国接连在东亚发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期间,美军的大批军事及后勤物资订货,均大力扶持日本原来发达的军事工业,刺激了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日本迅速崛起。日本是世界公认的第二号发达国家。
  1972年(昭和47年)7月,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开始执行“多边自主”外交。同年9月田中访华,于9月29日与周恩来总理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中日正式建交。1978年8月中日两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问日本,宣布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中日两国关系从此趋于正常化。
  平成时代
  1989年(昭和64年,平成元年),昭和天皇病没。皇太子明仁即位,改年号为“平成”。
  19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经济陷入长期不景气阶段。这一时期失业攀升,财政赤字庞大,加上奥姆真理教发动的一系列恐怖攻击与阪神大地震,社会陷入不安。

  出处:百度百科

青年学生如何应对日本右翼势力: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重要近邻。中日友好交往绵延两千多年,中日两大民族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古代中华文明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近代中国也通过日本学到了许多西方先进文明的重要成果。然而,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历时半个多世纪时间里,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战争灾难。20世纪70年代初,在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和有识之士的长期不懈努力下,以日本对待和处理历史问题的反省与道歉为基础,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重新确立了友好往来,把双边关系推进到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此后三十多年,中日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间往来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发展成果,不仅给两国带来重要利益,也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起,日本右翼势力甚嚣尘上,它们在国内要求抛弃和平宪法,推进自卫队军队化,多次篡改历史,鼓动参拜靖国神社;对外则与中国、韩国等邻国不断挑起领土争端,甚至与台独势力相勾结,插手中国内政,充当美国反华势力遏制中国崛起的马前卒。其所作所为,不仅严重伤害了亚洲战争受害国尤其是中国人民的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其推动和加速了日本政坛右倾化,这不能不引起世界各国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受害国的警惕。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善良的人们祈祷战争永不再来,渴望通过正视过去的历史来避免悲剧重演。但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獗活动,我们必须与之展开坚决而理性的斗争。这是一个崭新的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历史课题。
  一、日本右翼势力渊源
  “右翼”一词最初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当时的国民公会中,坐在左方的是激进的雅格宾派,坐在议长右方的是保守的吉伦特党,而坐在中间的是中间派平原党。从此,左、右翼政治名词出笼。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亚洲,日本为摆脱变成西方殖民地的危机而实行维新,推行“欧化主义”。而“入欧”所带来的价值观的崩溃以及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促使右翼组织及其思潮产生的历史前提与社会基础。筑前福冈的“玄洋社”是日本右翼的最大源头组织,为日本右翼团体鼻祖。战前日本右翼的组织构成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国粹派”的“封建式日本主义团体”,如玄洋社、黑龙会、大日本国粹会、大日本生产党等;一部分是“革新派”的“近代国家社会主义团体”,如老壮会、犹存会、经纶学盟等。由于日本民族的单一性、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及其宗教信仰的功利性,右翼组织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具有强烈的民族沙文主义、天皇至上道统和侵略扩张野心。20世纪30年代,日本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都非常严峻,右翼势力开始走向极端的法西斯主义,它们狂妄鼓吹“大日本民族优越论”,与军阀、财阀紧密结合,以“解放亚洲人民”为借口,积极推行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先是入侵中国东北,继而全面侵华,接着偷袭珍珠港,出兵东南亚各国,不仅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因本国的军国主义穷兵黩武深受其害。
  日本战败后,由于盟国对日本右翼头目进行整肃,右翼团体被解散。然而,随着冷战的开始,日本旧的右翼开始恢复,新的右翼也不断产生,右翼势力呈死灰复燃之势。冷战时期的日本右翼运动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50年代,旧右翼团体复活,右翼运动呈多样化;60年代,右翼运动暴力主义倾向提高,“民族防卫论出台”;70年代,新右翼登场,提出“打倒YP体制”(Y是指《雅尔塔协定》,P是指《波茨坦公告》)。新右翼不仅承继了旧右翼的反苏、反共、反美,而且根据其“打倒YP体制”的基本理念,现行的日本宪法、体制、日本安保条约均在被否定之列。80年代,右翼势力与新保守政治势力的结合,使右翼势力得到迅速膨胀。到1989年,右翼团体达到840个,成员达12.5万人。这些右翼团体一般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仅在东京就有右翼团体350个,人数有8万之众。日本右翼死灰复燃并得到很快发展的原因,一是美国出于反苏反共目的对其纵容、庇护,二是由于二战结束后没有对日本进行彻底清算,右翼势力在日本政界、财界仍有相当一定市场,许多臭名昭著的右翼团体就得到了一些日本财团的大力支持。
  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左派力量开始衰落,导致左右派力量严重失衡。在冷战时期,日本有两大进步政党,一是社会党,其民众得票率曾达到30.2%,占众院议席的三分之一,为日本国内第二大党;其次为共产党。两党的密切合作加上社会力量的广泛支持,与右倾的自民党的政治较量开展得富有成效,使其很难有所作为。但到9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党政策发生变化,开始与自民党合作执政,1996年又改名为社会民主党,接着又发生几次内部分裂,进步力量严重受挫。在2003年秋天的众院选举中,社民党从18个议席锐减到6议席,共产党也由20个议席减少到9个议席。与左派力量衰微相对应的是,冷战结束后,日本国民所持有的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民族主义不断上扬占据了社会思潮的中心地位,结果导致政治学意义上的右倾化与整体保守化。在政治家群体更新过程中,经历过战争的老一代人相继退出政治舞台,而标榜民族主义理想的石原慎太郎、西村真悟、板垣正等极右翼政客却残留下来。新生代政治家主导国家政权后,在国际关系上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急于摘掉“侵略国家”的帽子,不断涂改侵略战争的丑恶历史。此外,美国霸权战略在亚洲的需求与日本想做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相吻合,从外部刺激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恶性膨胀。由于日本政坛全面转向右倾,得到纵容、失去制约的右翼组织更是恶性膨胀,其人数越来越多,活动能力越来越大,嚣张气焰不可一世。90年代以来,日本重要右翼组织有: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历史研究会、“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正确传授历史国会议员联盟”、“终战50周年国民委员会”、保卫日本国民会议、日本会议等。
  二、日本右翼势力的活动及其危害
  (一)日本右翼势力的活动
  从其活动的方式和性质来看,当今日本右翼与战前右翼非常相似,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组织上,都与战前右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有着血缘关系。冷战时期,日本右翼势力以反苏、反共为使命,后期甚至有反美倾向。冷战结束后,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日本右翼把中国作为攻击对象,充当美国在远东利益的最前哨,极力否认侵华历史,坚持皇国史观,鼓吹民族主义,推动军事扩张,不断挑起中日领土争端,甚至插手我国台湾问题。
  在日本右翼组织中,以翻案为宗旨的组织数量最多、影响最大。如“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几乎网罗了日本所有右翼学者,出版了100多万册各种否认历史的图片集,每年在日本各地组织上百次否认日本侵华罪行的集会、报告会等;今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的严重歪曲历史的《新历史教科书》即是其“杰作”,该书在有关侵略历史的叙述上更加暧昧和倒退,充满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家族国家观、亚洲支配观、对他国优越感和本国中心史观,同时隐瞒加害事实,充满了受害者意识,大肆宣扬侵略有理,侵略有功,使用大东亚战争的说法,肯定日本发动战争是“自卫战争”,并且歌颂日本国民“积极投身战争的献身精神”。又如,1993年细川护熙当选首相后答记者问时称,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引起右派势力的强烈不满,当时自民党的三个后援组织——“报答英灵议员协议会”、“遗属议员协议会”、“大家一起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为了逼迫细川承认所说的话是“错误的”而成立了“历史研究会”,随后该组织于1996年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公然宣扬“大东亚战争”是“解放战争”、“自卫战争”;“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慰安妇“不是强征”,“是公娼”;东京审判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复仇仪式”;日本与德国“不能相提并论”,德国所犯的是违反人道的纳粹罪行,而日本所犯的是战争罪;日本反省与谢罪是“思想犯罪”等。再如极右翼组织“终战50周年国民委员会”,与“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正确传授历史国会议员联盟”相互勾结,在1995年8月15日召开“第九次战殁者追悼中央国民集会”,妄称“要与虚构的罪恶的历史观诀别”,发誓“要完全摆脱战后一直束缚日本人精神的东京审判观”等。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国民对前途悲观失望。而我国自70年代末期实行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国力迅速增强。这是一直对中国充满仇恨的右翼势力极其不愿看到的,于是利用日本国民对安全问题的高度关切,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要报复日本”的荒谬论调,抓住一切机会在日本社会煽动反华情绪,力图激化中日矛盾;对部分媒体炒作极少数中国人在日本犯罪问题加以利用,损害中国的形象;打压一贯呼吁“日中不再战”的日中友好运动,诬蔑从事日中友好运动的人士是“卖国贼”。有分析说,日本右翼正在挑起一场向日本的和平主义力量和对华友好力量争夺日本国民特别是争夺年轻一代的“战争”。在反华宣传上,日本右翼文人冲锋在前。如号称“中国问题专家”的中岛冷雄,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断言“中国经济要崩溃”,妄图阻止日本企业到中国投资;在中日邦交政党化30周年前夕,他又出版了《日中友好是幻想》,主张日本取消对华援助等;当事实证明中国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他转而与人合写了《中国是威胁》,称中国是“21世纪的威胁”。如记者出身的古森义久,专在中国负面问题上大做文章,甚至无中生有寻找机会攻击中国,2004年他多次在以反共反华著称的日本右翼刊物《产经新闻》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反对日本政府参拜靖国神社是对日本的恫吓”,中国的“民族主义”已对日本构成严重威胁。如“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会长西尾干二,在其组织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中,除否认、美化日本侵略历史外,还特别注重煽动对中国的仇恨,而且把这种仇恨情绪一直追溯到古代;最近,西尾还发表文章,说什么“中华民族的特点是以自我为中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等,竭力丑化中国人的形象。如作家作出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著有民族主义色彩极其强烈的《日本可以说不》、《日本还是可以说不》,一直侮辱性地称中国为“支那”。其他如西村真悟、冈崎久彦等,经常发表反华文章,散布反华言论。
  日本右翼势力借口“维护民族利益”,屡屡在钓鱼岛等问题上挑衅中国,妄图在中日民间和官方引起全面对立和冲突。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明朝初年,杨载发现钓鱼列岛;1582年,明朝将钓鱼岛归入中国版图,隶属福建省;日本明治维新后,推行军国主义扩张政策,于1879年占领琉球群岛,但当时日本刊物《琉球志》地图中,并没有将钓鱼岛列入日本领土范围。1884年,日本人贺辰四郎才发现钓鱼岛,比杨载晚了500年。甲午战争后,战败的清政府将钓鱼岛与台湾一起割让给日本。二战结束后,台湾归还中国,但琉球归属权未定。1951年,在中国政府和台湾国民党当局均无代表出席的情况下,美日签订了《旧金山和约》,日本私自将琉球和冲绳交给美国托管,对于这一和约,我国政府宣布不予承认。1970年至1971年,美国又将琉球和钓鱼岛一起交给日本,触发全球华人第一次保钓运动。中日建交后,双方同意暂时搁置钓鱼岛主权问题。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青年社”等日本右翼团体在日本政府的默许下,公然到钓鱼岛上修建灯塔、树立界碑;1997年5月,先是冲绳县众议员,接着是日本新进党众议员西村真悟一行四人,相继登上钓鱼岛。近来,日本右翼势力在钓鱼岛上活动更加频繁,甚至竟然有极右翼分子中釜信行不顾《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悍然驾驶改装后的宣传车撞击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馆,以这种极端的恐怖行为就钓鱼岛所有权问题向中国政府表示抗议。
  由于历史、文化、经济和战略等方面的因素,日本右翼分子向来怀有浓厚的“台湾情结”,甚至将台湾视为“不在日本版图内的日本领土”。从历史上说,日本军国主义是台独的发起者。1895年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此后日本对台湾实行了长达50年的“皇民化”殖民统治。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日驻台湾总督即策动一些日军军官和岛内汉奸分子,发动“台湾独立自治运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对台独分子进行了严厉镇压,他们只能在海外从事活动,而60年代以前,日本是台独势力的大本营。1972年中日建交后,台独势力逐渐在日本失去立足之地,遂将活动中心迁向美国。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不愿看到中国实现统一的日本右翼势力再次与台独势力相勾结,主动密切与台当局及民进党联系,并公开发表支持台独言论,在提升台日关系方面频频向日本政府施压。如日本右翼支持台独团体“台湾研究论坛”,与陈水扁当局相呼应,串联侨居日本的台独组织“在日台湾同乡会”,以演讲、出书、组织研讨会,甚至游行示威等形式,为岛内台独造势;在李登辉访日问题上,不遗余力地组织动员驻日台独分子向日本政府疏通,利用媒体为李登辉访日大造舆论;让人感到卑劣的是,不少日本右翼文人冒充台湾人为台独刊物《台湾青年》撰写台独文章,如“郑飞龙”实为日本人池田民,“宋春阳”实为日本人宗像隆幸;“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发起人之一、日本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更是直接跳出来,编造了一本影响极为恶劣的《台湾论》,歪曲、掩盖、篡改、臆造台湾历史,美化日本对台殖民统治,宣扬台湾地位未定论。
  在国内政策上,改宪是日本右翼的最大目标。日本的现行宪法是世界惟一一部明文写入“永不再战”原则的宪法。日本向国际社会承诺“永不再战”,自然也包括永远不与中国发生战争。同时,“永不再战”也代表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二战受害国人民的美好愿望。然而,日本右翼势力却将这部宪法称之为“麦克阿瑟宪法”,认为日本如果没有进攻能力就无法保护自己。因此,它们竭尽全力推动政府改变现行宪法。早在1981年10月成立的右翼组织“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的最高宗旨就是修改宪法、日本拥有军队、可以向海外派兵、实施集体自卫。该组织的活动手法是“发动群众”,诉诸舆论,即开展所谓的“草根”保守运动。他们企图通过控制国民投票来影响国会三分之二的议员,最终达到在国会通过改宪方案的目的。最近,日本右翼“改宪派”又提出“明确认定天皇是日本的国家元首”,日本政府应“保有国防军”。
  (二)日本右翼势力的危害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右翼的猖狂活动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都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其负面影响正在日益突显出来。这些不能不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
日本右翼势力对二战时期的侵略罪行及暴行进行涂改和美化的言行,不仅严重伤害了亚洲各受害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使周边邻国对日本产生不信任感,而且毒害了日本部分国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思想。有消息称,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在今年7月10日就亚洲“慰安妇”时再次大放厥词时,他援引一位日本学生的话说,“亚洲妇女应该引以自豪”。事后,其办公室发言人说有许多的人曾经给这位大臣发来了鼓励的言辞,其中多数是通过电话和电子信件。为什么这种毫无人伦道德的丑恶言论会得到了日本许多青年学生的鼓励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右翼势力势力长期掩盖和美化那段罪恶历史的恶果。
  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华言行及其对中国领土、中国内政的挑衅,导致中国民众对日本民族感情下降,最终引发了今年春天全国规模的“反日”浪潮,数以百万计的青年学生和市民先是在网上签名反对日本在未清算历史的前提下“入常”,继而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抵制日货。民众表达爱国热情原本非常正当,但我国政府从维护中日友谊大局出发,及时制止了活动中过激行为,并对民众的情绪进行了合理疏导,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和恶化。而在在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却借机大肆进行反华宣传,叫嚣日本政府报复中国政府和人民,煽动日本国民“厌华”情绪,竭力把两国政府和人民引向全面对抗的深渊。
  日本政坛的右倾化为右翼势力的恶性发展提供了外部环境,同时右翼势力的活动也是滋生日本政坛右倾化的土壤。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狂活动更是加快了日本政坛右倾化的速度。小泉纯一郎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其目的就是为了讨好右翼势力,从其组织中拉拢选票。在右翼势力的压力下,执政的自民党先是于1985年抛出修改宪法的新政策纲领,后在1992年通过了“PKO法案”,实现了向海外派兵的愿望;“9.11”事件后又通过了“恐怖3法案”,在“集体自卫权”上向前跨越一步;2004年11月,日本政府相继出台了“新防卫大纲草案”和“修宪大纲大案”。在这两个纲领性文件中,设立“自卫军”、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允许“自卫军”在参加国际活动时行使武力等内容赫然入目。世人不难从中看到,日本将变成一个军事上“攻守兼备”的国家。更令人担忧的是,“新防卫大纲草案”规定,日本防卫力量的“三大任务”是:应对恐怖主义和弹道导弹等新威胁;抵御敌人进攻;积极改善国际安全保障环境。这样除了国土防卫,日本今后将积极谋求其武装力量走向海外。“新防卫大纲”草案中包括“涉及日本的安保环境包括‘南沙群岛等领土问题、中国两岸关系等”章节,首次提及中国南海和台海问题,显示了日本欲对周边国家,当然也包括对中国进行干预的危险姿态。
  三、如何同日本右翼作斗争
  中国和亚洲人民在处理对日问题上需要更多的理性思维。在与日本右翼的斗争中,我们要反的不是日本企业,不是日本人民,也不是日本文化,日本的产品,日本的技术,日本的资金,要反的是日本右翼势力及其政策。如果将反对日本右翼简化为“反日”,正好为日本右翼所用,进一步煽动日本国民的反华情绪,使他们的右翼政策有植根之处。
  首先,要从长远战略高度认识中日关系。中日交往绵延两千多年,既有密切的现实联系,又有复杂的历史恩怨,彼此关系的起伏变迁对各自国运兴衰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古代友好交往和历史和近代兵戎相见的历史,都很好地说明了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日本是对我国有着多方面重要影响的近邻,特别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经贸关系持续快速发展,双方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彼此利益交融已经达到密不可分的程度。有几个数字可以直观地说明这个问题。2004年,中日贸易额达1678亿美元,与中美贸易、中欧贸易呈三足鼎立之势。截至2004年底,日本累计对华投资协议金额高达666亿美元,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两国在文化、教育、科技等其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惟一正确选择。因此,在处理对日关系中,我们既要坚持对日本右翼势力和日对华政策的消极面进行斗争,尤其是历史和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牵动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要旗帜鲜明地与之展开坚决斗争;又要努力稳住中日关系并争取逐步有所改善和发展,其中既有合作与协调,又有竞争与磨擦,始终面临着各种风雨考验。我们要按照“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从长远战略高度认识中日关系,努力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实现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伟大目标。
  其三,继续发扬中日民间友好交往传统,积极声援日本左翼力量。民间友好是中日关系独特的传统优势,也是中日关系得以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显然,对日本人民讲友好与对日本右翼作斗争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关系。我们要从发展中日世代友好的高度,统筹调动各方面力量,对日本政界、经济界、学术界和新闻界等全方位开展友好交流,推动两国民间传统友好全面发展。两国年人员往来已由邦交正常化之初的不足1万人次发展到435万人次。两国人民如此密切的往来,不仅是中日两千年交往史上从未有过的,在目前中国与世界各地的交往中也居于前列。在日本对华关系和对战争的认识问题上,日本国内也并非铁板一块。这是值得我们欣慰并可加以利用的态势。主张对华友好、反省侵略战争的日本左翼力量主要是社民党、共产党、民主党、工会、日中友好团体和部分知识分子。在反击日本右翼问题上,日本左翼力量和进步人士有需求,也有经验。但这些年来,左翼力量渐处下风,他们渴望得到声援和支持,我们理应加强与他们的沟通和联系,给以不同形式的援助,并向他们请教孤立和打击日本右翼势力的对策。对日本人民讲友好恰恰显示了对日本少数右翼的强硬,因为通过发展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就不利于少数右翼扩大其影响和势力,不利于他们的政治代表人物拉到选票,这才是右翼分子最担心和害怕的。正如第二代集体领导人邓小平所说:“对一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惟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为此,应该严格地把日本的少数右翼同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使日本国民对和平发展的中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只有坚持“立足于人民、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争取大多数日本人民,才能有力地反击日本右翼势力掀起的反华逆流,防止中日关系被日本右翼势力牵着鼻子走,粉碎日本右翼势力通过挑动民族仇恨将中日关系引向对立乃至对抗歧途的图谋。
  由此得出结论,对当今日本右翼势力的分析与批判,实则是新形势下如何处理中日关系的问题。承继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日本新右翼有着深刻的日本国内因素和国际背景,其包藏之祸心、活动之猖獗,世界各国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战争受害国应当予以高度关注和警惕,并运用我们的政治智慧和耐心,团结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各国进步力量,与之进行旗帜鲜明、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同时,我们决不可因噎废食,做出不利中日友好合作关系大局的事情,防止和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胡锦涛主席在今年5月会见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时指出,应“共同构筑‘友好、合作、互利、双赢’的新型中日关系”。这应该成为我们处理中日关系的一个基本目标和共同口号。只有中日人民世代友好下去,只有中国真正实现富民强国的伟大梦想,日本右翼势力才会无处容身,从根本上失去其赖以生存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中国为何放弃日本战争赔款: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来龙去脉

2002-08-15 08:30:53 南方网综合 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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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网讯 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这种由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款额往往大得惊人,如1894-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就通过《马关条约》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战败的中国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银两亿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向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其中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2亿美元、5.5亿美元和2.23亿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3900万美元。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还是让历史本身作出回答吧。

一 张群曾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

1945年8月15日,伴随着广播中日本天皇裕仁停战诏书的公布,在中国大地上飞扬跋扈了整整十四个年头的太阳旗颓然坠地——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取得了胜利。

1945年9月2日上午10时,日本代表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在德意日法西斯三国轴心集团中,日本是最后一个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在此之前,意大利与德国已分别于1943年9月3日和1945年5月7日向盟军投降。

从表面上看,日本是在包括美国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的行动在内的盟军联合打击下乞降的,但实际上,对促使日本投降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八年的全面抗战。

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最大、损失也最大。据统计,在这场历时持久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3500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以上。

面对如此惨重的经济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中国政府对此态度相当明确,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在阐述战后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时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就赔款问题则“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求。

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盟国战后对战败国总的政策是一致的。早在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规定德国应赔偿200亿美元,其中100亿归苏联,80亿归英美,20亿归其他国家。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盟国从各占领区拆迁工业设施抵偿。同时,对于追随德国与盟军作战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五国同样提出了赔偿要求。1947年2月10日盟国与上述五国计立的和约中规定,意、罗、保、匈、芬五国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希腊四国赔偿2.55亿、3亿、0.7亿、4亿和3亿美元。

对于日本,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1945年11月5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方式是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为此,指示各国分头调查、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以便具体确定赔偿的方案。

1947年10月25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的25%,美国要求34%,苏联要求14%,法国要占12%,澳大利亚要占28%,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100%。

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40%,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30%,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打内战,因而后来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无心顾及了。不过,国民党政要张群在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仍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这充分表明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

而日本方面,直到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从未向任何国家提起过战争赔偿问题。这中间一晃就是四年。

二 美国为称霸世界,操纵旧金山,会议把中国拒之门外

1951年7月12日,美国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并在7月20日向同盟各国发出了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函,从而把一度被搁置的对日和约问题再次提上日程。

但是,令世界各国大为惊讶的是,在美国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中所列的对日作战国家的名单中没有中国,其后中国也没有收到出席旧金山和会的邀请函。这意味着中国——这个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重的国家,将不得参加盟国对日和约的拟定和签署工作。旧金山和会把中国关在了门外。

毫无疑问,美国是策划将中国排除在对日集体缔约之外的主谋。此举的出笼与当时美苏对立的国际形势及美国战后称霸世界、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战争中壮大起来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急于在世界建立“美国式的和平”,充当世界的霸主。但是战后实力同样强大的苏联以及在苏联影响下在东欧建立的一系列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打破了美国的梦想。美国便在“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幌子下,纠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与苏联展开角逐。于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经并肩浴血奋战的昔日盟友开始分道扬镰。至五十年代初,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此间发生的国际事件如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爆发,东、西德的分裂以及朝鲜三八线的划分,无不被打上美苏冷战的时代烙印。其中,中国事态的发展最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特色。

从1947年至1951年,对中国人来说的确称得上是天翻地覆、江山易主的4年。这期间,点燃内战战火的蒋介石退踞台湾;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则于1949年10月在北京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面对中国形势的变化,美、苏两大战后强国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苏联于1949年10月立即承认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美国则极力否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执意拉扯着日趋末落的蒋介石政府。

为了平衡新中国的诞生给资本主义阵营带来的冲击,就必须在远东重新扶植一个新的反共堡垒,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美国选中了日本。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战后初期的抑日变为扶日。此后,美国走上了重新武装日本的道路。

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的战争点燃了美苏两大阵营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随着美国和中国先后的介入,朝鲜战争已由单纯的内战升级为一场国际战争。

美国为了打赢这场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急欲启用日本这一反共先锋。为此,美国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中。召开旧金山会议的建议,就是在这种火药味极浓的气氛中提出的。

但是,由于美苏对中国政府的认同不一,在邀请国、共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执: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由台湾蒋介石政府参加和会,这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眼看旧金山会议有搁浅的危险,美国为了早日实现其扶日反共的目的,竟然置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权益于不顾,借口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单方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旧金山和会,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

这种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谈判之外并且给予日本选择缔约对象权利的做法,使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地位。中国海峡两岸对美国无视中国权益的作法均表示了强烈的反对:7月16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8月15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抗议,指出将于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约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

然而,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一意孤行,于9月4日-8日召开了有52个国家出席的旧金山会议,并操纵会议通过了对日和约。

旧金山和约是很不公正的条约,它把对日作战的起始时间定为1941年12月7日,从而抹杀了中国人民自1931年9月18日起,特别是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2月7日这几年对日寇的单独抗击的历史。同时,和约在赔偿问题上极力宽大日本,只是泛泛地规定:“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将向盟国支付赔偿。”对于具体数额根本没有提及,同时对战胜国的赔偿要求作了原则上的限制:即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这种重重限制的赔偿规定就是以日本人的劳务充作赔偿,实际上是变相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与1945年盟国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加重赔偿的原则是相抵触的。因而遭到了亚洲、欧洲正义国家的反对。除了中国、朝鲜、越南未被邀请赴会外,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会议,而出席会议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会后拒绝签字。这样,由于中、印、苏等国的抵制,当时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

9月18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指斥它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同时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然而,与新中国政府捍卫民族权益的严正态度相反,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追随美国的意愿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道路。1951年9月12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

三 日本利用旧金山和约玩弄花招,美国推波助澜,台北为争正统放弃赔款

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因而11月26日,日本国会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这个和约。与旧金山和约同样给日本带来好处的,即日本对于中日双边和约缔结对象的选择权。日本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很兴奋地宣布:“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言下之意即日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权利谋取最大的益处。事后证明,吉田政府的确在这个问题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极尽阴险、奸诈之能事。

为了等待时机,日本政府在与中国缔和问题上采取了拖延的对策,但为了防止盟国指责它蓄意拖延,吉田政府煞费苦心地搞了一个民意测验,让日本国民就同北京还是台北缔结和约表态,但得出的结果却令人哭笑不得:支持与台北或北京缔约的比例一模一样,均为38%,而余下的24%则是无所谓的。这样,吉田政府便以民意难辨,难以作出决断为由,理直气壮地拒不表态,静观事态的发展。而私下里针对台湾急于与之缔约的心理,不时散布一些可能与北京缔和的言论。

1951年10月25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冈崎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因此,“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言下之意似乎是并不准备与台湾方面缔约。

五天以后,吉田在日本参议院的演讲更让台湾心惊。吉田公开表示:“如果中共在今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缔结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谈判并缔约,丝毫不会提出反对。”事后吉田还在会见董显光时表示:“日本不能忽视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感情。”

日本政要的一系列言论,使台湾当局如坐针毡,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一方面连续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策动美国对日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特别是在日本方面尤为敏感的赔偿问题上更为明显。如草案中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国如欲维持足以生存之经济,则其资源目前不足以完全赔偿所有此类损失及灾难,同时并承担其他义务”,因此,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个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又处处小心谨慎,生怕惹恼了日本,丧失了缔约的机会。有个小插曲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即当驻美大使顾维钧遵命与美方交涉后,美国合众社发了一个消息,内称顾大使对日本拖延双边和约表示不快。台湾外交部闻讯大惊失色,立即查询此事,并发表否认声明,指称电讯报导有误等等,由此可见台湾诚惶诚恐到了何种程度。

由于美国当时出于反共目的,在亚洲奉行的是扶日而不弃蒋的政策,因此,在台湾力争与日本签约的问题上给予了大力支持。1951年11月5日,美国白宫表示:“坚决反对日本与中共拉笼关系之任何企图。”此后又于12月10日,派旧金山和约的主要策划人之一,负责对日缔约的杜勒斯作为特使赴日,以促成日蒋和约而对吉田政府施加压力。杜勒斯直接了当地要求日本与台湾缔约,并威胁道:“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华民国签订和约,美国国会就不批准旧金山条约。”

在美国的强硬干预及台湾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才“不情愿”地改变了态度。12月24日,吉田表示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愿与台湾缔结和约。1952年1月30日,日本委任河田烈为中日和谈首席全权代表赴台,与国民党政府外长叶公超进行双边谈判。

1952年2月30日谈判正式开始,至4月28日和约签字,前后进行了正式会谈3次、非正式会谈18次,历时67天。谈判期间,日本方面又一次暴露了其阴险、狡猾的面目。

战争赔偿问题是和约的重要内容,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根据中方起草的和约草案,在赔偿问题上只要求日本对中国提供劳务补偿,其他赔偿已经放弃,这是台湾当局作出的重大让步,而且与旧金山和约的原则一致。但日本对此却坚决反对,蛮不讲理地坚持台湾可以根据旧金山和约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资产作为补偿,不应再提劳务补偿的要求。由于双方观点相差悬殊,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不仅如此,日本仿佛把战败国的身份忘在了脑后,竟多次提出自己起草的和约草案,气焰嚣张至极。

而台湾方面在谈判初期自恃有美国撑腰,认为只要美国以不批准旧金山和约相威胁,便不难最终迫使日本就范,因而在谈判中据理力争,态度甚为坚决。对中方草案只作细节修改,重大原则毫不让步。谁知至3月下旬,风云突变,美国先于3月20日,操纵国会以66票对10票批准了旧金山和约,后于4月16日宣布旧金山和约将于4月28日生效。美国的行径对台湾当局来说不啻于背后一刀。因为美国国会承认旧金山和约,使台湾在对日谈判中失掉了最有力的王牌;同时,美国限定了和约生效时间等于给了日本有力支持。因为一旦和约正式生效,日本解脱了战败国的束缚,恢复了主权,在对华缔约问题上将更为主动,这对台湾来讲极为不利。

在这种形势逆转的情势下,蒋介石政府为了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成和约,被迫在赔偿问题上作出全面让步,于3月25日决定放弃全部赔偿。仅在条约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

然而,得了势的日本变本加厉,居然抓住台湾方面急于签约的心理,对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否则采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谈判。台湾当局无可奈何,于4月12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但是,蒋、日和约的最后签字直到4月28日下午3时才告完成,此时距旧金山和约生效仅仅还剩7个小时。

因此,在蒋日和约的正文中通篇找不到赔偿二字,其相关内容仅是在和约以外的议定书中加以确认的。

议定书第一条乙项原文为:“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

另一处相关内容是在和约正文附录的记录中,原文是:

日本国全权代表:“本人了解:中华民国既已如本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所述自动放弃服务补偿,……是否如此?”

中华民国全权代表:“然,即系如此。”

蒋日和约的缔结,引起了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952年5月5日,即和约签字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正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并且指责蒋介石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允诺是“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予承认。

四 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指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国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27分,当那架银白色的总统专机掠过浩瀚的太平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机场降落的一刹那,以中美苏三国为基点的国际战略新格局便诞生了。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实况,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转播。这次行动改善了自1949年10月1日起中美间相互敌视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大地震。

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国东部近邻日本。面对美国180度的急转变,一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日本措手不及,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是歪着嘴看完电视转播的。

但是政治是排斥感情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佐藤内阁深谙此理。尽管内心不满,但为了跟上美国的步伐,日本政府在尼克松访华后,便秘密地委托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总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谁知当即被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为由加以拒绝,并宣布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佐藤政府碰了一鼻子灰。

周恩来回绝佐藤的试探,并非表示中国不愿与日本复交,相反,新中国早在1949年6月20日便发表过迅速准备对日和约的社论。仅仅因为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承认蒋介石政权并与之缔结非法和约,才导致中日两国长期的敌对。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形势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中日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恩来回绝佐藤,一方面体现了欲擒故纵的外交策略,一方面也是对长期敌视中国人民的佐藤政府的一个惩诫。

果然,6月17日,佐藤荣作内阁被迫下台,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场。田中在就职当天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对此周恩来于7月9日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在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专门加了一句:“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随即又让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借率领上海舞剧团在东京访问演出之机,转告田中:“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当时日本政府要想恢复中日邦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中国一再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另一个就是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时已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赔偿数额将相当大。日本既然避免不了这一问题,便转而指望中国高抬贵手。为了探摸中国的态度,预先就双方的争执点达成谅解,需要一个从中穿针引线的人。当时日本公明党委员长、正在访华的竹入义胜充当了这个重要的角色。1975年竹入义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于1972年7月25日与中国方面会晤的细节:

“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共有十几条,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周总理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吗?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作出决断。田中回答‘行’,很干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总理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并对我说‘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惊,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竹入义胜的活动为中日邦交谈判打下了基础。

关于日本战争赔偿的问题,在中方草案第七条这样写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但是在日后中日联合声明的正文中行文有了个别改动,去掉了“权利”二字换上了“要求”。

外交文件上的一字之差,往往掩盖着谈判桌上的翻云覆雨,唇枪舌剑。在中方放弃赔偿的问题上,中日双方果然有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

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态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绝,会谈因此不欢而散。

次日,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时周总理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50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辞严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

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

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放弃而画上了句号。(

如果日本道歉了,中日关系会变好吗?: 请问日本哪里没有道歉呢?72年中日建交日本就有书面道歉了,历来共有8位首相口头向中国道歉。媒体和政治教育都没说这些。78年中国改革开放,日本是最大的援助国,不然当时改革开放基本不可能成功,这些当然也没说。其实中国和日本现在是表面做做样子,都符合两国的利益,其实私底下好着呢

中日交往史实: 多年来,某些中国人在谈到中日关系的时候,总要重复一下中日友好的调子,然而,历史与现实非常明确的证明,中日友好的提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自欺之谈。综观中日两千年的交往,中国与日本之间,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之间从来没有过平等友好的关系。宋朝以前,日本称臣于中国,而中国人毫无保留地传授文化与技术,特别是在唐朝,日本人多次派人到中国求学,而中国也有鉴真东渡等。从明朝开始,则是日本人对中国不断侵略、破坏,不断残杀中国人的历史。中国强盛时,日本人是中国人的门生,而中国人奉日本人为上宾;中国衰弱时,中国人却沦为日本人的刀下鬼。
中日之间过去没有过友好,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违背事实提出中日友好的虚幻概念,只能是误国误民。
日本对中国的狼子野心早在盛唐时即已显露无疑。唐太宗时朝鲜内乱,中国应新罗之请以宗主国身份平乱。唐高宗龙翔三年(公元六六三)日本以援助百济为名,出动舟师数百,占领锦江口。唐朝不得不谴刘仁轨领兵击之,“仁轨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一千二百多年后的甲午战争与这一幕何其相似,同样是朝鲜内乱,中国以宗主国身份平乱,然后日本乘机寻衅。然而,强弱易势,甲午之战的结果是日本吞并朝鲜、屠城旅顺、割取台湾、牟获暴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和灾难,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的欢乐和利益。
显然,日本在唐代对中国的尊重不过是他们崇拜强权的特性的表现。当时的日本尚处于近乎蒙昧的时代,无论在文化技术和国力上都远远落后于大唐。于是日本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制造工艺、建筑美术、典章制度等等,并仿照中文草书偏旁等而造成日文,使日本开始走出原始时代,完成所谓大化革新。日本人的向唐朝称臣的目的,无非是要同过引进文化来改善他们蒙昧落后的状态。当时日皇即告诫其使者:“言语必和,礼意必笃,毋生嫌疑,毋为诡激”。史称东夷貌柔顺,没有识别倭人的伪装。
二战后,日本对美国千依百顺,连天皇也每天早晨起来就去给麦克阿瑟鞠躬行礼,获得美国的信任,以从中国和亚洲掠得的资金购买设备和获取先进的技术,如汽车、电器、半导体等。一旦感到羽翼丰满,就开始看不起美国人,把美国的工程技术和管理水平说得一无是处的《日本敢于说不》就是一个例子。然而,美国在计算机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把日本远远抛在后面,而南朝鲜等生产的随机存取芯片也侵蚀了日本的市场占有,这无疑是给那个狂妄无知的索尼总裁打了一计耳光,他曾狂言日本的一兆位的存取芯片能打破美苏的战略平衡,认为日本人的智力无与伦比,殊不知日本不过是在做计算机里最简单重复的一个部件而已。而现在,这个日本人在藐视中国人之余,又对美国人毕恭毕敬了,连声说他不反美国,他最佩服美国人。
在日本人这种对强者的恭敬面前,善良的中国人看不到日本人的目的,而把他们当做了谦卑好学的朋友。李白就曾写诗哭祭阿倍仲麻吕。中国人确实是重情义的民族。
但是日本是如何回报中国人的善良与帮助呢?
以唐朝之强势,日本人吃了败仗之后自然不敢明目张胆地侵犯,而且他们表面上还对中国非常恭敬,不时派人朝贡,领取赏赐。但一旦中国势弱,日本立刻变了态度。
宋朝抑兵太甚,版图收缩,国力疲弱,于是日本便不再朝见中国天子,而向北方势力日盛的辽国称臣,只是从中国引进历法、医药、印刷等技术。
到明朝时,更有日本民众自发组成团队到中国沿海行杀人越货之事。明史记载倭人“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间则张其而肆侵略,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开始时,他们还假装是入贡使者,一有机会则杀掠而去,没机会就呈上土产换取赏赐。明太祖洪武二年四月,倭寇数次侵掠苏州、崇明,杀略居民,劫夺货财。此后倭患连年不断。到明成祖时,其规模越来越大,大的寇群多达万人,小的数百人,其据点深入沿海各省,到处为害,已形成一股极为残暴的海盗武装,其所侵犯的地方,无不杀个鸡犬不留。如成祖三十四年,柘林一带倭寇“犯乍浦、海宁,攻陷崇德,转掠西塘、双林、乌镇、菱湖诸镇,杭城数十里外流血成川,巡抚李天龙束手无策”...成祖四十一年春,“倭陷福建永宁卫,大掠数日而去。复攻永宁城,破之,大杀城中军民,焚毁几颈。总计沿海倭寇肆虐达七十八年之久,明朝天下骚动,耗费国库巨额经费,军队死伤数十万。后经戚继光等与之苦斗多年,才告平息,但中国也因此元气大伤。而倭寇屠杀中国居民十多万,抢劫财产难以计数,更从此开始轻视中国。
明万历年间,也就是甲午战争之前三百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六十多小柄之后,出兵二十一万,攻占朝鲜,意欲以朝鲜为基地,一举征服中国。丰臣秀吉的计划包括:占领中国后定都北京,将朝鲜王移至日本,巩固中国的统治之后,即向印度进军。这一计划的主旨就是将日本举国从贫瘠的岛屿上迁移到大陆,也就是日本后来的所谓大陆政策。在丰臣秀吉时代,日本的国力当然不足以完成这一设想,而且其计划也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明朝虽然内政疲蔽、外交乏术,但毕竟是个大国。李如松出兵朝鲜与倭兵恶斗,尽避中国军队多次中了倭寇的狡计,也终于迫使日军撤退。丰臣秀吉的美梦虽然破灭,却鼓舞了后来的日本人。此后,日本的战略家们便开始不断研究和制订灭亡中国的周密计划。一九二七年,田中义一的占满蒙、灭中国的详细计划可以说是集日本人三百年研究之大成,其对中国的资源人文的了解程度与其用心之险恶、计划之周密,任何不麻木的中国人看了都会出一身冷汗。
缺乏危机感的中国人却似乎并未把日本的威胁放在心上,使一直在暗中窥视等待时机的日本人终于找到机会,刚从西洋学会了制造枪炮,便立刻拿中国人开刀。一八九四年引诱清朝出兵朝鲜,然后借保护侨民等为由,向中国不宣而战,攻城掠地,奸淫杀戮,逼迫清庭割地赔款。此后中国人在日本人眼里更是猪狗不如,成了杀光、枪光、烧光的对象,男人的脖子被当做比试刀锋的试验品,女人被日本人任意奸淫然后开肠破肚,儿童成了日本人刺刀上的玩物...世界历史上有哪个民族像我们一样遭受过如此的耻辱?!今天连菲律滨、印尼人都动辄打杀中国人不就是因为我们曾经被日本人杀得太惨,所以谁都敢踩我们一脚?
由上可见,说中日人民有过友好的历史完全是完全违背事实的。持这种说法的中国人的唯一根据是唐代日本留学生与一些中国学者的密切交往。然而,这种交往是由中国向日本单方向的文化和技术输出,日本留学生对其中国导师的尊重根本不能作为日本对中国友好的证明,只能证明中国人对日本的无私的善意。在唐朝以后的所有年代,包括宋、明、清、民国,日本人对中国不但没有尊重,反而一有机会就疯狂地侵略破坏、烧杀抢掠。日本对中国怀有的根深蒂固的恶意。
日本人以恶意对待中国人,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任何对不起日本的事,而正是因为我们教了日本人太多的东西。日本没有创造自己的文明,他们引进了中国文明作为其文化的根本。日本人要称霸世界,必须首先彻底打垮它的启蒙老师─中国,以摒除它固有的自卑心理。一旦消灭了中国,日本就可以把自己标榜为世界文明的一支,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这种心理,和那些武侠故事中不肖弟子艺成之后要杀害恩师是同样的。
如果我们作一个统计,考虑与中国人接触过的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我们将看到,无论是日本军队还是日本平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中国都是极端仇视的,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做危害中国人的事。在中国施行三光的日本兵当然不用说,那些控制中国矿山工厂的日本管理人员用最残忍的方法折磨中国劳工,制造了数以百计的万人坑,被劫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也被日本平民残酷迫害而大量死亡,当日军占领南京时,日本全国一片欢腾,《东京日日新闻》上连载两日兵“百人斩”比赛的比分106:105的进度成了他们饭后的谈资...在所有与中国人直接接触的日本人中,90%以上用了极端残忍的手法对付中国人,而其它没有直接接触中国人的日本人则赞同前者的作法。直到今天,日本人中间认为日本曾经侵略而不只是“进入”中国的有多大比例?认为日本应该向中国赔罪的又有几个?
如果我们不以实证的态度去回答这些问题,而是泛泛地认为任何地方好人总比坏人多,甚至凭空断言日本人中90%是好的,那就太不能汲取教训了。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思想方法和道德准则去估量别的民族,不能假定别的民族有着和我们类似的善恶观念,否则,日本的所有行为就会变得无法理解。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特有的个性。我们应当从他们的行为总结出他们的“习性”,研究他们思维和行为的规律。
实际上,在我们与日本接触过程中,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显示出了惊人的一致性。一千多年以来,日本人使用的种种手段可以说是老一套,可我们总是上当,原因是因为没有根据日本人的特点来揣测他们的用心。
多年来,很多反映日军侵略的电影都带这样一个套路:日军凶残,但总有一两个有良知的日本人不惜生命同情帮助中国人。这样拍的用意很明显,但是我们应该想一想、问一问,这种情节的构造有事实的根据吗?这种到处都有好心的日本人的现象可能发生吗?答案是完全与彻底的否定,绝对没有!在南京大屠杀的几个星期内,没有证据显示有任何日本人救过任何中国人,倒是有一个德国纳粹党员叫拉贝的实在不忍看日军的兽行,感于当地人民平日对他的友善,保护了很多人。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没有任何记载证明有电影里那种“浪漫”的日本人救中国人的事情,倒是有不少中国百姓抚养战后被父母遗弃的日本婴儿的事迹。如果真有电影里那种善良日人,当年的保护人与被保护人今天岂不会成为新闻里大力宣传的对象?
这些电影和类似文学作品起到的作用,就是在观众头脑中造成了一种假象,认为日本人其实跟中国人差不多,他们的暴行只不过是因为受了军国主义的灌输。显然,这种将一切归咎于军国主义的说法颠倒了因果。日本的残暴由来以久,从中国历史看至少可以追索到明朝的倭寇,如果从日本本身的历史来看,嗜杀的血腥特质其实是其文化固有的一部份,军国主义的产生实际上是这种特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相反。
在抗战期间,日本为了消磨中国人的斗志,鼓吹东亚共荣圈政策,一边对中国人大肆屠杀,一边大谈“中日亲善”,欺骗了不少人,也勾引了汪精卫等汉奸。现在,如果我们自己大谈中日友好,自己捏着鼻子哄自己,不仅淡化了日本罪行的严重性,还麻痹了我们应有的警觉,实在是愚蠢之极。中日友好的说法从中国人嘴里说出来只能让日本人感到可笑,更加加深对中国人的轻视。受害者跟逍遥法外、否认罪行的日本人讲友谊,莫非是被杀怕了,要忘却不共戴天之仇,想求皇军日后留条生路?
当日本某某首相上台时,有些人总要敢忙发出贺电,称对方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样露骨地向日本示好,令中国人羞耻得无地自容。其结果是,日本人越发轻视中国,越发颐指气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桥本龙太郎敢朝拜靖国神社,胆敢在钓鱼岛周围陈列大批军舰,军国主义再次粉墨登场...难道不正是因为得到了中国长期以来委曲求全的态度的纵容?在中日建交前,日本尚未有人敢明目张胆地否认侵略,而七二年之后,日本修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参拜靖国神社等种种事情就不断发生,这一切,与某些中国人发明、倡导所谓“中日友好”不无关系。
每当日本政府高层人士发表“错误”言论,中国方面必然指责这是日本“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或是极右分子在歪曲历史.然而,只有“少数”日本人是祸水的提法明显是一种主观腻断。如果日本人大多数是反对军国主义,承认侵略有罪的,那为什么在战后五十年里,他们没有选举出一个历史观不那么反动的政府呢?一九九六年的大选中,为了争取选票,日本自民党在其纲领中加上要求内阁成员应该参拜靖国神社等条款,同时桥本首相亲去参拜战犯灵位,“感谢战殁者”。日本的执政党明知这一类行为必然会激起亚洲各国极大的愤慨,但为取得日本民众支持,不得不冒由此风险来表现他们的“爱国”,由此,日本的民意一目了然。
战后,在美国的包庇下,军国主义分子控制了日本的政坛。随着日本经济势力的膨胀,军国主义已经卷土重来甚嚣尘上。他们不仅仅是否认侵略,他们把日本的大东亚战争美化成解放亚洲的“圣战”。在他们看来,这样能给日本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战争当然是多多益善。承认侵略有罪,就意味著日本民族必须主动放弃征服中国乃至世界的“梦想”,这对没有得到足够教训的日本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一九九四年八月,《朝日新闻》访问了包括首相在内的内阁大臣,提问他们对“大东亚战”的认识,结果十九人中,只有五人承认有过侵略,而这五人中没有一人对侵略中国表示悔罪之意。美国在一九九五年九月二日,在珍珠港记念日本投降,邀请日本首相参加,结果日本全国舆论大哗,认为是对日本的侮辱。明白了日本人对其侵略战争的这一认识,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不向中国道歉了。我们也可以预期,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日本皇军是还要对中国人行“善举”的。对此“恩德”,我们只有指望届时中国军队能礼尚往来,报日本之万一了。
日本的年轻人,多数看不起中国人,而且视中国为敌人。据最近的民意调查,日本的大学生大部份认为中国是日本最大威胁。而极力向西方和亚洲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也正是军费开支为世界第二的日本人...
而在中国方面,最近,《中国青年报》的调查表明,99.4%的中国青年认为须牢记日本的罪恶史,95%以上的人认为绝不能容忍日本右翼分子对美化罪恶,毒化日本下一代,80%以上的人认为日本正走向军事化的威险道路,认为日本对亚洲以及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在对日本民族的性格的评估中,半数以上的人选择了“残忍”作为主要特徵。
今天的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交往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中日人民之间的敌意也随着互相了解的增加而深化。年轻的中国人比他们的长辈更加仇恨日本。原因非常简单,在更多的交往中,中国人才认识到仇视敌视中国的并不只是几个头号军国主义分子,而是整个日本民族。
日本人非常清楚,日本跟中国接下了血仇,这种仇恨若不加以消解,日本过不了安心日子。对日本来说,未来的发展道路只有两种选择。1)承认日本对中国和亚洲犯下的罪行,与军国主义划清界线,放弃其征服亚洲乃至世界的野心,争取亚洲人民的谅解。2)美化日本的罪恶,对下一代灌输军国主义的“光荣”,以在未来适当的时机全民发动、东山再起,以铁血武力扫荡亚洲,将一切与日本有仇的民族斩草除根,建立“东亚共荣圈”。
所有迹象表明,日本选择的是第二条路。这里的原因,一是日本固有的顽固。二是因为日本在二战中损失极小而获利极大,以总计三十万的平民死亡人数换取了对亚洲彻底的掠夺与破坏,而日本人,包括众多罪大恶极的战犯都没有受到惩罚。强弱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日本通过侵略使自己变强而他人变成极弱,涤讪了其今日繁荣的基矗今天的日本处处把自己当成亚洲在经济和文明方面的领袖,如果承认侵略有罪,就得象德国一样向受害国赔款,象德国一样象向受害国谢罪,就必须彻底放弃日本人优越、日本人应当统治亚洲的“信念”,就会动摇日本社会经济和道德的根基。象日本这样的民族,如果没有受到沉重的教训是绝不可能自动反省的。从日本看来,打一次大东亚战能获得如此巨大的利益,又怎么能否定战争呢?
既然日本不会承认侵略罪行,他就要考虑这个问题:怎样对付坚持要讨回公道的中国人?
从这样的现实展望中日关系,我们看到的是一场生死搏杀。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中日友好既没有历史的根据,也没有现实的基矗向中国人民宣传中日友好的观念,必然造成思想上的错误和混乱,不是导致人们思想麻醉,就是引起国人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用“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之类的不现实的想法来指导中日关系的发展,完全是作茧自缚。历史的教训使我们必须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日本的用心,中国人民争取正义的事业和日本军国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对立才是中日关系的主流与实质。

谁能给我介绍一下日本的文化:   节 日 和 风 俗

  1月1日 元旦。日本风俗在前一天,又称大晦日,要大扫除并在门上挂上草绳,插上橘子俗称注连绳,门前要摆上门松,以图吉利。日本人也习惯过年吃糯米糕,日本人叫饼。大晦日晚上兴吃团圆饭,半夜守听钟声。元旦早上吃年糕汤,日本叫杂煮。
  1月15日 成人节。日本法定成人年龄为二十足岁,女子在过成人节时,习惯上要穿和服。
  2月11日 建国纪。念日按日本神话,神武天皇于西元前660年2月11日统一日本,建立日本国,旧称纪元节。1945年废除,1966年恢复后 改称建国纪念日。
  5月5日 儿童节。旧称端午节,现作为男孩子的节日,这天有男孩子的家庭会在自己的屋顶上升起布制的鲤鱼,俗称鲤帜。大门上插上菖蒲叶,室内挂上钟馗驱鬼图,家家吃柏饼或粽子。
  9月15日 敬老日。各市、町、村纷纷举行集会向老年人赠送礼物。

  除了上述国定节外还有一些其他节如3月3日雏祭女孩子节;3月15日到4月15日的樱花节;六月第一个周日的御田植节; 7月7日的七夕;7月15日的盂兰盆节和12月25日的耶诞节等。

  茶 道

  日本茶道世界闻名,自古以来在日本茶道就作为一种美感仪式受到上流阶层的无比喜爱。追溯茶道的起源那还是在中国的唐朝时饮茶习俗传入了日本,到明朝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以其"和、敬、清、寂"为日本茶道的基本精神。茶道不仅是日本文化的结晶,也是日本文化的代表,它更是日本人生活的规范、心灵的寄托。现在,茶道被用作训练集中精神,或者用于培养礼仪举止,日本有许多传授茶道各流派技法的学校,不少宾馆也设有茶室,可以轻松地欣赏到茶道的表演。就连日本人的家庭大多也都有专设的茶室,茶室往往布置得高雅幽静。茶道的程式也让人赞叹不已,赏心悦目。饮茶前,宾、主都跪坐在"榻榻密"上,而身穿华贵和服的女主人先打开绸巾擦茶具、茶勺;用开水温热茶碗,倒掉水,再擦干茶碗;又用竹刷子刷拌沫茶,并斟入茶碗冲荼。茶碗小而精致,只冲1/3 碗的抹茶汤。献茶前先上小点心,以解茶的苦涩味,接着献茶。献茶礼仪很讲究:女主人跪着,轻轻将茶碗转两下,将碗上花纹图案对着客人,客人双手接过茶碗,轻轻转上两围,将碗上花纹图案对着献茶人,又把茶碗举至额齐,表示还礼。然后再分三次喝尽,即三转茶碗轻吸慢品。饮茶时口中要发出吱吱声,表示欣赏和赞扬。饮毕,客人要讲一些吉祥的话,特别要赞美主人的款待、茶具的精美、环境布置的优雅。这一切完成后,茶道才结束。去日本旅游你千万不要错过去体验日本的正宗茶道吧。

  歌 舞 伎

  歌舞伎是日本典型的民族表演艺术,歌舞伎三字是借用汉字,正名以前原来的意思是"倾斜",因为表演时有一种奇异的动作。后来结它起了雅号"歌舞伎":歌,代表 音乐;舞,表示舞蹈;伎,则是技巧的意思。
  歌舞伎的主题大致有两类:一是描写贵族和武士的世界,二是表现民为生活。剧目可分四种:"义大夫"狂言,通过舞蹈表演滑稽的故事剧;"时代物"狂言,是借古喻今的历史剧;"世话物"狂言,描写庶民生活和爱情故事剧;称作"所做事"狂言的舞蹈剧,内容涉及忠孝仁义等道义,对二般市民进行勤俭、行善、惩恶的道德教育。
  目前在日本歌舞伎比任何一种古典戏剧更受欢迎,歌舞伎与中国京剧素有"东方艺术传统的姊妹花"之称。外国人虽然听不懂它的高度风格化的舞台语言,但它强调戏曲效果的姿势、动作、眼神以及它的摆架子、玩特技和夸张的出场、快速的换装、神奇的转变,吸引在人们去欣赏而经久不衰。

  和 服

  和服是日本传统的民族服装。因为日本人口中的90%以上,都属于"大和"民族,故取其名,在日语中,它又叫做"着物"。和服是仿照中国隋唐服式改制的。奈良时代正值中国盛唐时期,日本派出大批学者、僧侣到中国学习。这些遣唐使者把唐代文化艺术、律令制度都带回了日本。也把唐服带回日本,当时日本遣唐使团来到中国,受到唐王的接见,获赠大量朝服。这批服饰光彩夺目,在日本大受欢迎,当时日本朝中的文武百官均羡慕不已。次年,天皇下令,日本举国上下全穿模仿隋唐式样的服装。日本一度盛行"唐风"服装。以后虽有改变形成日本独特的风格,但仍含有我国古代服装的某些特色。妇女和服的款式和花色的差别是区别年龄和结婚与否的标志。例如,未婚的姑娘穿紧袖外服,已婚妇女穿宽袖外服;梳"岛田"式发型(日本式发型之一,呈钵状),穿红领衬衣的是姑娘,梳圆发髻,穿素色衬衣的是主妇。和服不用钮扣,只用一条打结的腰带。腰带的种类很多,其打结的方法也各有不同。比较广泛使用的一种打结方法叫"太鼓结",在后腰打结处的腰带内垫有一个纸或布做的芯子,看去像个方盒。这就是我们常看到的和服背后的装饰品。由于打结很费事,战后又出现了备有现成结的"改良"和"文化带"。虽然今天日本人的日常服装早已?西服所替代,但在婚礼、庆典、传统花道、茶道以及其他隆重的社交场合,绚丽多彩的和服仍是公认的必穿礼服。
  和服除了保暖、护体外,还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尤其是女性和服色彩艳丽,式样美观,腰部还配有漂亮的宽幅带子,简直就是一种艺术品。

  相 扑

  相扑来源于日本神道的宗教仪式。人们在神殿为丰收之神举行比赛,盼望能带来好的收成。在奈良和平安时期,相扑是一种宫廷观赏运动,而到了镰仓战国时期,相扑成?武士训练的一部分。18世纪兴起了职业相扑运动,它与现在的相扑比赛极?相似。神道仪式强调相扑运动,比赛前的跺脚仪式(四顾)的目的是将场地中的恶鬼趋走,同时还起到放松肌肉的作用。场地上还要撒盐以达到净化的目的,因为神道教义认?盐能驱赶鬼魅。相扑比赛在台子上进行。整个台子为正方形,中部为圆圈,其直径为4.55米。比赛时,两位力士束发梳髻,下身系一条兜带,近乎赤身裸体上台比赛。比赛中,力士除脚掌外任何部分不得触及台子表面,同时也不得超出圆圈。比赛在一二分钟甚至几秒钟内便能决出胜负。相扑的裁判共由6人组成。主裁判由手持摺扇"行司"登台担任,其余5人分别在正面、东面、西面及裁判席上。大力士的最高等级是"横纲"。下面是大关、关胁、小结、前颈,这四个等级被称为"幕内",属于力土中的上层。再次是十两、幕下,除此之外还有更低级的三段目、序三段。最低一级叫序口。一个普通力士要想获得较高的等级是需要花费很大气力的;不经过艰苦努力,要想获得最低的等级,也是不可能的.

  樱 花 时 节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这个国家遍植樱花。每年春天,日本全国的樱花由南至北连成一线次第开放,从四国一直开到北海道。粉红色的花朵堆云聚雾,绵延不断,景象十分壮观,日本人称之为"樱花前线"。每到这种季节的时候,日本人就会全家出动、扶老携幼到各个植有大片樱花树的地方去赏樱,品评樱花的开放姿态。有好花者,樱花开到哪,他就跟到哪。每年三月,九洲、四国的樱花首先绽开,四月本洲的樱花也开始盛开,到了六月,北海道的樱花接着盛开。日本人的赏花是以心灵去观赏樱花,赞颂春天。赏花的历史悠久,原先都是宫廷欢宴,如今已是民间最大的盛事。每年樱花开时,日本人必在樱树下铺上席子或塑胶布摆好阵势,带上酒菜,又喝又唱又跳地闹腾一阵。有喜好幽雅之道者,品茗弈棋,悠然自得。京都的岚山每每因赏花客云集而热闹非凡。日本的樱花节通常在4 月,大约持续一周。

  寿 司

  寿司是以生鱼片、生虾、生鱼粉等为原料,配以精白米饭、醋、海鲜、辣根等,捏成饭团后食用的一种食物。寿司的种类很多,不下数百种,各地区的寿司也有不同的特点。大多数是先用米饭加醋调制,再包卷鱼、肉、蛋类,加以紫菜或豆皮。吃生鱼寿司时,饮日本绿茶或清酒,别有一番风味。

  日 本 料 理

  "日本料理",字面的含义就是把料配好的意思。日本料理是一种极其讲究形与色,极工盛器,配合食物,造型美轮美奂,日本料理在每个季节在大自然中寻求合乎时令的美味,烹饪时务求呈现原料的天然鲜味,这便是日本料理的特点。在单纯的美味之外,带种有点刻意的文化意韵。炎热而令人有些浮躁的季节,品味着日本料理清爽悦目的自然之色,感受到几丝清凉快意。清冷而令人有些烦乱的冬季,浅尝着日本料理舒心爽口的淡然之味。另外日餐的特色是四季分明,不同的季节要有不同的菜点,而同样的一种原料在四季则有不同的烹饪方法,务求原料新鲜。春季吃鲷鱼,初夏吃松鱼,盛夏吃鳗鱼,初秋吃鲭花鱼、秋吃刀鱼、深秋吃鲑鱼,冬天吃鲗鱼及海豚。

  提示:
  日本餐厅最大的特色是,几乎每家餐厅,都会将自家的主要菜色做成蜡制样品,并且标示着价格,放在店外的橱窗供客人选择。
  谈到膳食品店的价格,那要看服务美食的场所,高级菜馆或高级旅社的餐厅,午餐至少2000日元,晚膳最低3000日元。每人每次消费在7500日元以下,需征税3%,7500日元以上,则需征税6%。但求实惠的旅客,可利用百货公司的食堂,大楼里面或地下街道的菜馆,很好的一餐,不过500日元至1000 日元,而且那些食堂或菜馆,不收任何服务费,他们虽无中文的功能表,但有菜肴样品,陈列于入口橱窗,只要用手指点一下,语言问题可迎刃而解 。

  交 通:

  日本的交通非常发达,主要交通机关有铁路、公路、船舶、航空等,其中,铁路的发展更显著。铁路有JR线、私铁线、地铁线等,特别是JR的新干线,它是长距离客运的主要交通手段。私铁线、地铁线以大都市为中心发展,特别在主要都市中,地铁交织如网,遍布各处,较汽车更安全、准时、方便。

  【居民】
  12496万,城市人口占76%。人口分布极不平衡,多数密集于各岛沿海平原和沿河地带,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为中心的地区集中了全国人口的一半。人口稀少地区为北海道、山阴和四国部分地区,除北海道和北方领土有少数阿伊努人外,几乎全是大和民族。大多数居民信神道和佛教。日语为国语,阿伊努人通用阿伊努语。外侨以朝鲜人和华侨为多。

  【其它】
  重要节日:国庆日12月23日。建国纪念日(纪元节,日本纪元的开始)2月11日。樱花节3 - 4 月。
  与我国建交日:1972 年9月29日。
  货币:日元。
  时差:比格林尼治时间早9小时;比北京时间早1小时。
  国花:樱花。
  国鸟:绿雉。
  国名释义:日出之国。
  誉称:樱花之国(樱花有3 0 0 多个品种)、火山
  地震之邦(有2 0 0 多座火山,活火山占1 / 4 )。
  民俗:传统服装为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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